互联网打假难题

　　并不是所有公司或受害者都像广联达一样，有强烈的维权动机，多数公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，得过且过。

　　类似三星、惠普这类重视知识版权保护的公司可能会做得好一些。甚至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帮他们打官司，这已经变成了一门新生意。这些代理公司在搜集到证据后，找三星这 样的大公司谈判——“我帮你打官司、你分我一杯羹”的利益交割明显，取证链条模式化，商业样态成熟。从最先的中关村、海龙电子城开始，慢慢发展到线上。

　　如果没有这些代理公司，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中小企业来说，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的成本太高。

　　广东一名“较真”的消费者廖喆(化名)向记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真实案例。2014年，他通过某团购网站“秒杀”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售价在800元左右，宣传时显示的是“三折”价格。但巧合的是，与朋友比价后他发现，自己三折淘来的车与朋友正价购买的价格相差无几。

　　他于是想找凤凰自行车讨个说法。

　　廖喆性格执拗，他首先是及时对团购宣传页做了截屏，保留了交易证据。然后向上海物价局反映情况。半年过后，上海物价局给出了价格欺诈认定。凭着这份关键证据，廖喆打起了官司，又三四个月过去，廖喆最终获得了胜利。

　　但胜利的代价是，这起案件前后耗时8个月，800块钱的自行车廖喆拿到了2400元的三倍赔付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喆这么幸运，有保留交易证据的意识和持续抗争的斗志。多数人恐怕都会自认倒霉。

　　而互联网打假案的取证也越来越难。

　　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李囡法官认为，取证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“公证购买”。她甚至建议维权方可以把邮寄地址直接写成当地公证处地址。在完成 购买后，直接进行购买封存、核实订单号、寄件人信息、网上交易记录等。就是要确保商品的唯一性。简单一点来说，就是要保证你买到的“假货”就是那个商家要卖的，中间不会有“掉包”可能。

　　甚至很多警察在侦查时也没有这么明确的电子证据固定的意识。警方在查抄电脑、硬盘时，需要在现场有见证人的情况下，记录下该物品的编码等数据，确保证据源不受污染，做好现场勘验的笔录。

　　当然，职业打假人和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会有更聪明的做法。他们有一种名叫“存证云”的软件，直接记录交易过程。

　　确保商品唯一性只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证明“假货就是假货”，这并没有想象中容易。

　　不同电商平台上的商品检验标准不同，且都需要权利人配合。什么样的检验标准是有效的？消费者恐怕很难像廖喆一样，花高价把商品送到专业的质检机构去检验，有些商家也不愿意给消费者提供产品检验的服务。　　

阿里大数据打假

　　阿里巴巴是受假货问题困扰最多的电商平台之一。

　　这家目前市值1800亿、占据电商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的公司在2015年深受“假货”困扰。2015年5月，Gucci等奢侈品牌诉其售假；2015年7月，阿里受到了美国服装鞋类协会指责，被评价为“打假努力缺乏成效”。假货一时之间成为了阿里巴巴的敏感词汇。

　　不少消费者认为，阿里打假不是技术水平不行，只是关一下网店的问题。而刘强东甚至也曾放言，网络打假很容易，一个程序员一天就可以搞定。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淘宝故意不作为。

　　关掉线上的网店看似容易，但治标不治本，真正的难点是在线下。线下制假造假的窝点不打掉，制假者换个“马甲”、重新弄一套生产许可证就又可以开店了。而且商家也有自己的权益，关店需要有充足的证据。

　　就好像一个个伤口，你总拿创口贴去止血。病根没有铲除，身上就会是千疮百孔的。”胡冰这样比喻线上线下打假的关系。

　　阿里最神秘的“神盾局”是打假核心。胡冰是“神盾局”的一员，这个部门的神秘性和它的名字一样，主要工作在于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数据侦查。

　　在神盾局的基础上，2015年12月，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。整合了阿里之前分散在底层安全、技术、客服、品控、规则制定、云平台等各个部门的分散打假人员。

　　今年1月，阿里还特意请来了苹果前法律顾问马修·巴希尔出任集团副总裁兼全球知识产权主管，且任命郑俊芳担任首席打假官。

　　3月14日，马云现身集团内部的打假会议，这是他今年第一次现身业务会议。他给出了两项承诺：“投入不封顶，进人无上限。”

　　这一切都彰显了阿里巴巴打假的决心。

　　在内部讲话中，马云强调：“消灭阿里巴巴容易，但消灭假货难。假货就像病菌存在周围的空气里，跟假货的斗争，就是跟人性的阴暗面做斗争，这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。”

　　制假窝点是“伤口”，但在互联网时代，大数据至少可以帮助阿里巴巴找到伤口在哪儿。

　　任何人只要在互联网上活动，肯定会留下“蛛丝马迹”。这是它与传统物理犯罪的不同，真实世界中的犯罪会受到天气等客观条件的影响，犯罪证据极易被毁坏。但互联网世界完全不同。

　　互联网上的痕迹，包括账号、操作、登陆之后的发货、退货、地址、交易明细都会留下线索。这些痕迹慢慢组成了我们所说的“打假大数据”。

　　2015年6月，浙江省公安厅破获了一起“壳牌制假售假案”，案值过亿。得益于神盾局与壳牌权利人良好的合作关系，最初的线索由壳牌提供，他们发现淘宝平台上有很多仿冒的壳牌润滑油。神盾局马上利用自己的数据和专案团队去挖掘这一线索。

　　更多的线索来自资金交易。有交易就必然会带动双方的交易账号，发货时会有发货地址，货品不好时会有退货地址，再加上注册店铺时需要提供身份证。 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注册用的身份证有假，也有它关联的电话等信息。这些线索被一一带出，后来，这些线索通过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广州警方。

　　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企业，并没有执法权。胡冰介绍自己能做的就是利用数据为公安打假附能，这是一件共赢的事情。

　　这起案件以广州警方的深度调查收尾。这个造假团伙有个更大的网络，遍布六个省份。这起案件最终被上报给公安部，公安部牵头，在六省一市发起了行动，然后把整张网络打掉，涉及生产、存储、线下分销商、物流、线上开店、客服等多个环节。

　　壳牌方面对此感到非常高兴。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在于，互联网能提供多点联动的效果，即使是小额多笔的售假行为，也可以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。相比于传统线下实体店，如果店主死咬住不告诉你其他同伙，这个线索就会断掉。胡冰评价说，“互联网可以成为打假神器。”

　　这个“神器”还有更多技术细节。比如，一种比较易于侦查的方式是“同机多人”。即一台手机上有多套账号(比如50个以上账号)在登陆，淘宝就会将其标注为“异常”。通过进一步探索这50个账号的信息，比如其中是否有“危险”账号，就能发现更多证据。

　　隐私安全问题同样重要。阿里方面说，任何调查和查证账号的请求，都需要公安机关正式发函到阿里巴巴，才能进行处理。

　　京东和腾讯是如何打假的？

　　没有哪家互联网公司能逃得出假货的困扰。

　　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分析师姚建芳认为，打假问题和电商平台的经营模式有很大关系。相对来讲，自营平台的假货概率会低一些。而第三方入驻的平台授权、供应链、货源的把控可能会出现漏洞。

　　姚建芳表示：“平台不可能面面俱到。而且，平台和商家有一个合约关系，商家每年是需要向平台交佣金的，很多平台的打假都是相互利益回旋的结果。消费者和外界媒体能见到的，可能都是表面的，实际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。”

　　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，京东市场部人员表示，作为以B2C运营为主的电商平台。他们打假主要通过技术手段。最常用的是一种“商品质量管理系统”，对在售商品进行风险评估和筛查，主动发现潜在质量风险。

　　根据京东2015年财报数据显示，京东自营GMV(交易总额)为2556亿元，平台GMV为1909亿元。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57.2%和42.8%。在两者几乎持平的基础上，如何控制第三方平台的产品质量成为了京东的重头戏。

　　网络关键词甄别已经成为了电商标配，但制假售假的团伙已经学会了用各种关键词规避风险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京东有一套“网络关键词甄别系统”，在日常页面审核工作中，这套系统通过对违规关键词的检索，以节省审核的时间和人力成本。

　　腾讯虽然不是一家电商公司，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软件公司，腾讯需要尽最大可能控制平台上可能发生的交易和欺诈风险。

　　在接受采访时，胡冰曾对记者表示，假货受害者最关键的一步是，他们会从阿里交易平台转移到微信、QQ上进行交易，跨平台之间的交易就会完全脱离单一平台的管控。一旦出现假货纠纷，事情将变得极难处理。

　　对于控制着社交渠道的微信来说，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障用户安全。对于微信中的微商现象，腾讯方面表示，用户选择微信使用方式的前提是合法合规。对于透支信任恶意欺诈、恶意营销等违反相关法律的行为，微信会联合权利人进行坚决打击。

　　微信还成立了“微信品牌维权平台”，联合300多个品牌共同打假。微信透露了一些数字，在个人举报中，有3%的举报与商品售假有关。打假举报类型最多的是奢侈品、体育用品和服饰。

电商和司法的信息断层严重

　　在采访过程中，界面新闻记者发现，虽然电商平台在努力打假，公检法也在侦破此类案件。但双方严重缺乏配合和沟通，信息断层明显。

　　2015年11月7日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 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正式发布，打假正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。

　　《意见》对假货治理问题给出了3年的明确时间限制：“要初步形成政府监管、行业自律、社会参与的监管格局，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健全，监管技术手段更加先进，协作配合机制更加完善。”

　　胡冰不止一次跟记者强调，阿里巴巴需要公检法的支持。比如，希望可以完善假冒伪劣商品的检验标准，提高权利人的维权意识等。

　　公检法对此也有自己的诉求。在当下，中国的公安机关很难拥有大数据侦查的能力，他们只能寻求互联网公司的帮助。公检法的人才培训中较少开设大数据分析课程，而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专业人才也早被互联网公司高薪挖走了。

　　胡冰在神盾局成功转型后，收到了很多老战友的来信。像胡冰一样，渴望学习大数据知识的警官不在少数。苦于平时的工作压力和强度，执勤、安保、维稳，他们没有时间精力获取最新知识和打假技能。有时，神盾局还需要向来访的警官解释线索中每种数据都是什么意思。

　　而且，除非是案值特别巨大的制假造假案，整个公检法资源还是会偏向社会危害更严重的刑事案件，比如人身伤害案、盗窃、诈骗等。在阿里巴巴提供给浙江省公安厅的300多条线索中，到现在还有没有处理完的部分。

　　中国公安现在还没有真正迈向数据侦查的时代。智慧警务、科技强警等行动表示公安机关也确实在努力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是被倒逼的，互联网犯罪案件猛增，如果中国公安跟不上这种互联网步调的话，早晚要吃苦头的。

　　中山一法院的李囡法官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，如果互联网公司能够开设类似的“大数据知识普及班”，多提供一些流程和科普材料，他们都是愿意参加的。

　　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需要加强。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司法为主导，而是要通过电商公司，自下而上产生推动作用。